这本书讲述了一位华裔妈妈，和两个女儿、两条狗的故事。她身为华裔第二代美国移民，以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与严格的教养方式来教育2个女儿。在这本书里，蔡美儿坦露了自己抚养两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孩子“斗智斗勇”的过程。两个女儿在妈妈的严格管教和倾心培育下，承袭了华人的优秀传统，在学业、音乐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在当地被誉为音乐神童。妙趣横生的家庭故事，激烈的文化冲突，执着付出的华裔妈妈，叛逆聪慧的女儿……使得这个故事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本书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母亲、两个女儿和两条狗。伴随着钢琴激越的音符和小提琴悠扬的旋律，她们又是怎样荣登卡内基音乐圣殿，演绎莫扎特和门德尔松的经典之作。
你或许以为，这个故事想告诉读者-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中国父母比西方父母更优秀。
可实际上，本书却聚焦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展现了如过眼烟云般掠过的赞美和荣耀，以及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是如何在13岁孩子的面前诚惶诚恐……
译者序
“中国式妈妈”→“美国式成功”
我是本书的翻译，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妈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有幸赶在众多读者之前，走近了本书作者蔡美儿。
一页页地感受美儿教育孩子的真实和真情，一遍遍地惊叹美儿的投入和执着，一次次地体验美儿的超凡和绝然，一步步地走进美儿的喜怒和哀乐……美儿的鲜活形象越来越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不经意间，我就被美儿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
我不得不说，做母亲做到美儿这份儿上，真的很震撼！
引发竞价大战的猜想
毫无疑问，出生在美国、生活在美国的美儿，当然是一位“美国妈妈”。可在本书中，美儿却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中国妈妈”。而在美国人的眼里，她却是两位“音乐神童小姐妹”的母亲，充满传奇色彩，并散发着几分东方的神秘。
美儿有两个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姐姐17岁，妹妹13岁。从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她们就保持着门门功课皆“A”的全优纪录。姐妹俩差不多从3岁开始练琴。姐姐索菲娅14岁就把钢琴弹到了世界音乐的圣殿--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妹妹路易莎在12岁那年，就坐上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头把交椅。大庭广众之下，她们的举手投足更是彬彬有礼、可爱迷人，被羡慕不已的美国妈妈看做同龄人的楷模。
在美国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这对姐妹的出类拔萃令美国父母惊叹：“中国式妈妈”是怎样获得了他们极难企及的“美国式成功”？
或许，这正是本书在美国尚未出版，就引发竞价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的成功越来越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方式”不再是一个仅仅与落后为伍、与保守同类的贬义词。尤其是2010年12月，由世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有34个国家参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一举夺得阅读、数学、科学的冠军，使得中国的教育也进一步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眼球。而中国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也将在今后得到更多的关注呢？
2010年10月，我随先生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并去了好几个城市拜访朋友。谈起这本尚未在美国出版的书，我的美国朋友依然感觉这位中国式妈妈教育孩子的做法相当“另类”，这本书很可能会引起西方社会的争议。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她的做法甚至也非同寻常！也许，正因为“另类”或非同寻常，人们才值得走近后看个究竟。
对“不努力”说“No”
美儿在美国西方文化的包围中坚持做“中国妈妈”，绝不是海外华人追根寻祖的情感使然，而是在经历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和认真比较后，她清醒而坚定地认同并选择了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方式。
美国人特别强调对孩子的尊重，他们常常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结果孩子很轻易地就选择了放弃，因为没有什么人天生就喜欢努力，孩子们也宁愿张开双臂去拥抱轻松。美儿认为，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做每件事情都会有机会成本。因此我们所作出的每个选择，其实都意味着与此同时的某些放弃。而美儿的选择，是在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我们看到，这其实是最好的一种选择。至于你是让孩子去弹钢琴还是拉小提琴，是玩吉他还是吹长笛，是画画还是游泳……让孩子选择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去做。孩子自然就会体验到，要做好一件事情，他需要怎样去做、要努力到何等程度。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孩子在举一反三中受益终身。
“青春”不会永远“反叛”
我们从第31章美儿的“泪洒红场”，看到她与小女儿露露长期以来的对立和冲突，由一粒小小的鱼子酱而激起轩然大波。青春期叛逆的波涛，冲毁了美儿多年来构筑的坝堤……
然而，美儿在美国做妈妈的成功，并不会因露露的青春期反叛而黯然失色，也不会因女儿辞去青年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职务而前功尽弃，虽然这令美儿在每一秒钟都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实际上，当露露活跃在网球场上，从刚开始参赛时被人“剃光头”，到打败新英格兰种子选手；当露露主动延长训练时间、狂练反手球，并要求妈妈为她申请额外的网球训练课程；当我们听到露露的网球教练感叹：“她是那种不付出110%的努力，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小姑娘。”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儿已经把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深深地种在了女儿的心里；让自信、执着的基因，成为了流淌在孩子血液中的红细胞；更别说高难度的小提琴带给灵魂的洗礼、情操的熏陶，以及赋予女孩的那份优雅和美丽！而那些曾经魂牵梦绕的旋律，难道会轻飘飘地悄然远去或消失吗？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和接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并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甚至摈弃中国传统的养育思想之时，蔡美儿--这个“中国式妈妈”获得“美国式成功”的故事，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
最后，请允许我对毕明建、江燕、晶晶、朱莉（Julie）、艾丽珂（Erica）和珍妮弗（Jennifer）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帮助我解读本书的音乐专业术语和难点，才让我得以把这本书生动地呈现给千千万万个读者和母亲。
张新华
2010年12月20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
老虎--力量与权力最为鲜活的象征。让人害怕，也令人起敬。
1中国妈妈
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是否有害？怎样要求才算“严格”？学习上的生动有趣是第一位的吗？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Vs.西方妈妈。
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对中国父母如何能够成功地培养出不同凡响的优秀孩子备感惊讶。他们想知道-“制造”众多的数学精英和音乐奇才，中国父母到底做了什么；他们家庭内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中国父母的成功又能不能被他们所复制。
好吧，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中国妈妈。
不过，在揭开谜底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先来看看下面这些我从来就不允许女儿索菲娅和路易莎涉足的事情：
●在外面过夜
●参加玩伴聚会
●在学校里卖弄琴艺
●抱怨不能在学校里演奏
●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
●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
●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
●在体育和文艺方面拔尖，其他科目平平
●演奏其他乐器而不是钢琴或小提琴
●在某一天没有练习钢琴或小提琴
我总是宽泛地看待“中国妈妈”这个称谓。最近，我遇到一位超级成功的美国白人小伙子，他来自南达科他州（美国读者应该在电视上见过他）。在比较了我们各自家庭的“清规戒律”后，我们发现，他的蓝领爸爸，俨然就是一位“中国妈妈”。我还认识一些来自韩国、印度、牙买加、爱尔兰和加纳的父母，他们也完全拥有中国父母的品质。相反，我所认识的一些出生在西方国家但有着中国血统的妈妈，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却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中国妈妈”。
我也宽泛地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西方父母们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事实上，我只要走出家门就会敏感地发现，与中国父母相比，西方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迥然不同：有的严厉，有的宽松。父母们的类型也五花八门：同性恋的，信奉正统犹太教的，单亲的，前嬉皮士的，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和出身于军人家庭的……显然，没有一对西方父母对教育孩子拥有相同的看法。因此，当我使用“西方父母”这个称谓时，并不是指所有的西方父母，正如我提到的“中国妈妈”，也不能代表每一位中国母亲一样。
尽管西方父母认为他们要求孩子已足够严格，但他们严格的尺度通常很难接近中国妈妈的标准。例如，我的西方朋友们要求孩子弹奏乐器，每天半小时，最多一小时，他们认为这已经严厉有加了。然而，对中国妈妈来说，孩子们进行弹奏的第一个小时，就像是轻松愉快的热身，而不停地弹上两三个小时，那才算得上是“练习”，才具有一定的难度。
尽管我们对文化差异的老生常谈已提不起兴趣，但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确有无数研究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一份对50位西方妈妈和48位中国妈妈的调查研究显示，70%的西方妈妈认为，“在学习上对孩子施加压力的做法是有害的”，“父母应本着让学习变得生动有趣的思路来培养孩子”。可是与此相反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妈妈赞成这样的想法。大多数的中国妈妈确信她们的孩子可以在学校里出类拔萃，她们认为“孩子在学业上的成就反映了家长教子有方”；如果孩子不能在学校里如鱼得水，那就“有问题”了，就说明做父母的“严重失职”。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中国妈妈每天督促孩子进行学习的时间，大约是西方妈妈的10倍。而西方的孩子，则更热衷于在学校运动队的活动中抛头露面、展示才华。
观察这些现象让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或许有人认为美国的“运动妈妈”与中国的“功课妈妈”没什么两样，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与按照日程表监督孩子参加训练的西方“足球妈妈”相比，中国妈妈相信：
（1）完成学业总是第一位的；（2）考试中的“A-”是不合格的；（3）必须要在数学上比同班同学领先两个学年；（4）绝不能在公共场合夸奖孩子；（5）如果孩子与老师或教练发生冲突，做家长的必须坚定地站在老师或教练一边；（6）父母唯一允许孩子参加的课外活动，是那些他们能赢得奖牌的项目；（7）而且必须是金牌！
2索菲娅
在我们这个“华裔+犹太=美国”的家庭，她18个月就认识字母表，3岁阅读《小妇人》简写本并开始学弹钢琴。
索菲娅是我的第一个女儿。我丈夫杰德是个美籍犹太人，而我是个华裔。这样，我们的孩子就成了“华裔-犹太-美国”人，属于一个似乎颇具异国风情的人群。确切地说，在某些社交圈子里，这类人的数量还不少，尤其是在大学城里。
在英语里，索菲娅的名字代表“智慧”，而这个词的发音，很像是我母亲给孙女取的中国名字-思慧。
从索菲娅呱呱落地起，她就显示出极为理性的禀赋和特别专注的能力，而这些品质得益于她的父亲。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娅总是乖乖地入睡，整个夜晚都不吵不闹；偶尔啼哭，也有着格外明确的目的。那时，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法律的文章（从我供职的华尔街一家法律事务所休产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个大学里的教职--这样我就不必再重返华尔街了），仅仅两个月大的索菲娅对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岁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静，只是睡觉、吃东西，并瞪着一双纯净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时常文思枯竭、大脑短路的我。
索菲娅的智力发育比较早，她在18个月时就认识字母表。我们的小儿科医生从神经学的意义上否认这种可能性，他坚持说，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学语。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拿出一张由蛇和独角兽等小动物乔装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图。医生看看图片，瞧瞧索菲娅，然后再把目光转向图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着一只披着睡袍、戴着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娅用稚气的嗓门尖声地叫道。
“无师自通……”医生惊讶地咕哝着。
我在一旁为医生的非正式测验暗暗紧张。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字母，那是一条飞吐着数根血红舌头的九头蛇。“I。”索菲娅依然准确无误地读出了它。
索菲娅在上幼儿园时就非常出众，尤其是在数学方面。当其他孩子还在用创造性的美国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等道具学习从1数到10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死记硬背的中国式方法，教索菲娅加、减、乘、除，以及分数和小数，而它们是很难用小棒、珠子和锥形物体来演示正确答案的。
杰德和我结婚的时候曾达成协议，要让我们的孩子说中国的普通话，但遵从犹太人成长的礼节。（我虽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但对宗教信仰并不十分执着，因为天主教在我的家庭里并没有扎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后来才有了更多的影响。）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可笑的协议。因为我的家乡在中国福建，我自己并不会说普通话，而杰德压根儿就不信教。我雇了位能不断和索菲娅说普通话的中国保姆。在索菲娅两个月大的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欢庆了犹太人的“光明节”（Hanukkah）。
待索菲娅长大一点点，我们发现她似乎吸纳了两种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犹太人永无止境地追求和刨根问底的精神，也从我这里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并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拥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国人的方式培养出的勤奋、自律和自信，并让这些素质不断拓展的技能。
刚刚3岁，索菲娅就能够阅读《小妇人》（LittleWomen）的简写本，能够进行简单的归纳，并用中文写出100个字的短文，还不包括其中的数字。当我看到美国的父母试图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扬，来鼓励孩子完成那些诸如画出一条歪歪扭扭的线条或学会挥舞小棒这样极其简单的任务时，我发现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1）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梦想；（2）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娅能够吸收美国社会最优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亚洲孩子那样，最后成为机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甚至仅仅因为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就会去自杀！我盼望她多才多艺、全面发展，有自己醉心的业余爱好和着迷的活动，但不是任何小兴趣（比如“手工劳动”这种努力方向不明确的活动；或者更糟，去练习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恶习），而是更有意义、更难掌握、更能发展高深的艺术造诣、提高自身潜能的爱好。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为女儿选中了钢琴。
1996年，就在索菲娅3岁的时候，她张开稚嫩的双臂，迎来了生活中的两件新鲜事儿：第一次钢琴课，还有她可爱的小妹妹。
3路易莎
叫她向东，她偏要向西-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
有一首乡村歌曲这样唱道，“她是一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野丫头”，说的就是我的小女儿露露。说到她，我就不由得想到如何才能驯服一匹狂野奔放的马。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小露露就经常在我的子宫里大展拳脚，并在我的肚皮上留下清晰可见的“霹雳脚”。露露的大名叫路易莎，意思是“闻名天下的武士”。嗨，我也纳闷，我们为何在她如此年幼之时就为她取了这么个八面威风的名字。
露露的中国名字叫“思珊”，即指“珊瑚”，隐含着精美绝伦之意。对露露来说，这个名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从出生的那天起，露露就有着非凡的味觉。她不喜欢专为婴儿配制的奶粉，对儿科医生建议我们喂她的豆奶也十分抗拒，因此常常饿肚皮。与圣雄甘地无私无畏并配合冥思静养的绝食斗争迥然不同，腹中饥饿的露露每天夜里都挥舞着小手放声啼哭。每当我们的中国保姆格蕾丝及时赶来“营救”时，杰德和我都是一副头戴耳塞、手忙脚乱的狼狈样。格蕾丝用一种带有淡淡的鲍鱼和香菇味道的调味汁，烹制出一款口味绵滑的豆腐脑，竟然令露露止住了哭闹，咂巴着小嘴吃得津津有味。
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我与露露的关系，说我们母女间的对阵犹如打一场“全面升级的核战争”并不能一语中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露露和我非常相似：她秉承了我火暴的脾气、伶俐的口齿和从不记仇的个性。
说到人的个性，我并不相信什么占星术（我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难题），但是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却对索菲娅和露露的个性作出了完美的解释。索菲娅出生在中国的猴年，属猴之人通常好奇、聪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他们。生在猪年的人则比较任性、倔犟，其火暴脾气常常“一点就着”，但却从不把怨恨留在心里；他们全然是诚实可靠、拥有一副火热心肠的人。而这-正是露露的生动写照。
出生在虎年的我并不想沾沾自喜、自吹自擂，但是属虎的人一般气质高贵、勇敢无畏，他们强壮有力、仪态威严，并具有天生的号召力。他们也是一些被命运垂青的宠儿，贝多芬、孙中山，皆是属虎之人。
我与露露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她3岁那年。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冬日里一个北风凛冽的下午-那年最寒冷的一天。在耶鲁法学院担任教授的杰德忙着工作，而索菲娅正在上幼儿园。我期待着让露露第一次接触钢琴、走进音乐的神奇天地，而那天下午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一头褐色的卷发、一双圆圆的眼睛，还有一张中国式的娃娃脸，露露看起来真是可爱极了。我非常兴奋地将她抱起来放到覆盖着柔软坐垫的琴凳上。舒舒服服地落座后，我教她怎样用一根手指头在钢琴上弹出一个音符。我示范了三次，并要求她跟着我做。可是露露却拒绝学做这个简单的动作，她宁愿伸出双手，用两个巴掌在琴键上胡乱拍击。钢琴发出恐怖的怪叫声。我让露露“住手”，可她却拍打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快、越来越起劲儿。我想将她从琴凳上抱下来，结果她连蹬带踹、又哭又闹地不肯撒手。
15分钟过去了，她依然号叫着、哭泣着、蹬踢着。终于，我忍无可忍。躲避着她的拳打脚踢，我把这个尖叫的小魔鬼拖到后门，直接扔到了室外的门廊里。
刺骨的寒风在-6℃的低温中扑面而来，短短几秒钟，我就感觉到像刀一样锋利的北风似乎刮伤了我的脸。但是，如果孩子桀骜不驯、难以管教，我宁愿要一个听话的中国孩子。在西方的文化里，顺从只与狗和森严的等级联系在一起；而在中国文化中，它却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你就不能待在屋子里。”我严厉地对露露说，“那么现在，你想做个好女孩，还是要待在外面？”
听了我的话，露露竟然自己走到院子里。她扬起头来看着我，一脸的挑衅。
我开始有些担心，因为露露只穿着毛衣、紧身裤和饰有皱褶花边的小裙子。她不再哭喊，事实上，她安静得让人害怕。
“好吧，你想做个乖孩子，”我赶紧为她搭了个台阶，说，“那么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可露露却摇了摇头。
“露露，别傻了。外面冰天雪地，你会冻坏的，赶快进来吧！”
瑟瑟的寒风中，露露冻得牙齿打战，但她依然摇着头，用倔犟的神情拼写出一个无言的“No”。将此情此景看得真真切切的我发现自己低估了露露。她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小小的她宁愿站在雪地里冻死，也不愿意屈服！
我不得不迅速改变战术，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针尖对麦芒，我赢不了！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于是掉转头来，乞求、哄骗加贿赂，终于把露露拉回了屋里。当杰德和索菲娅回家的时候，他们看见露露浸泡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正就着带蜜饯的核仁巧克力饼，惬意地享用着一杯香甜浓郁的热可可。
而露露也低估了我-刚刚打了败仗的我正在重新武装自己。
战场已然铺开，可露露对此却一无所知。
4蔡氏家族
展开我们的“美国梦”--父亲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我们三个姐妹也相继走进哈佛法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捧回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姓“蔡”（Chua）--普通话的汉语拼音是“Cài”，我喜欢自己的姓氏。我的家乡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一个盛产学者和科学家的地方。
明朝神宗年间，我父亲的家族里，有一位直系的先祖蔡武能在朝廷做天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和诗人。1644年，当时的明朝正面临着满清入关的危境。因为技艺全面、学识渊博，武能被皇帝御封为朝廷的兵部重臣。家族中最珍视的传家之宝（事实上，也是我们唯一的祖传遗物），是由武能手书的长达2000页的专着，该书阐述了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作《易经》。这本牛皮封面上写着一个“蔡”字的传家之宝，如今就醒目地摆放在我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
我所有的祖辈都出生于福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先后乘船前往菲律宾，据说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生活。
我姥爷原本是一位儒雅、慈祥的教书匠，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教鞭去卖大米。姥爷不信教，尤其不擅长经商。而姥姥是一位非常美丽而虔诚的佛教徒，尽管她所信奉的观音菩萨并不看重物质的享受，可她还是希望丈夫的生意更加红火、兴旺。
我爷爷经营鱼酱的生意，他是个好脾气的商人。和姥爷一样，既不信教，也无缘于经商。我精明能干的奶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做塑料制品的买卖（主要是为强生公司生产塑料容器）赚了许多钱，然后，她把盈余都换成了金条和钻石。变得富有之后，她在马尼拉最具声望的社区买了座华丽的豪宅。后来，奶奶和我的叔叔开始在火奴鲁鲁收藏蒂法尼玻璃制品（Tiffanyglass）、玛丽·卡萨特（MaryCassatt）和布拉克斯（Braques）的画作，并在火奴鲁鲁拥有了独立产权的公寓。同时，他们皈依了新教，并在饭桌上用西式的叉子和汤勺代替了中式的筷子，活得越来越像美国人。
我母亲1936年出生于中国，与父母举家迁往菲律宾时，她才两岁。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菲律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她失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弟弟。我也绝不会忘记母亲曾经向我描述的那幅恐怖画面：一群日本兵抓住了舅舅，他们掐住他的脖子迫使他张大嘴巴，然后一边拼命地给他灌水，一边残忍地狞笑着，想要看看可怜的舅舅会不会像只充气过度的气球那样砰然爆炸。
194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国军队解放了菲律宾。
母亲清楚地记得美军吉普车驶过街头的情景，在士兵们向人群不停地抛掷火腿罐头时，当时还仅仅是个小女孩的她，追着军车一路上欢呼雀跃。
战争结束后，母亲到一所修道士开办的中学读书。在那里，她改信了天主教。后来，她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圣托马斯大学，并获得了化学工程学位。
我的父亲对移民美国总是充满向往。颇有数学天分、酷爱天文学和哲学的他，对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周旋的家族生意深恶痛绝，本能地反抗家人为他作出的每个安排。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拼命地寻找去美国的机会。后来，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终于“好梦成真”。
父亲在1961年正式向母亲求婚，同年的晚些时候，他们就双双来到波士顿。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是美国的灵魂所在。他们用微薄的奖学金维持日常的开销，甚至无法负担冬季的取暖费。在他们初到波士顿的那两个冬天，常常要裹着毯子来保暖。可是不到两年，父亲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斐特的普渡大学担任助教。
在美国中西部长大，我和三个妹妹时时感受到我们与别人的不同。
我们每天都要用保温盒将中式午餐带到学校，而我是多么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到一块夹着腊肠的三明治！父母要求我们在家里说中国话，如果一不留神说漏了嘴，在言语间夹杂着一两个英语单词，立刻就会为此受到惩罚：用筷子打手板，而且是被狠狠地打。每天下午，我们都得演算数学、练习钢琴，父母从不允许我们到朋友家过夜。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到家，我都要恭恭敬敬地为他脱下皮鞋和袜子，递上拖鞋。
我们的成绩通知单一定要完美无缺-我们的朋友也许会因好几门功课得到“B”而获得家长的奖励，可我们哪怕是在全“A”中仅有一个“A-”，都会令父母感到难堪。记得八年级那年，我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得了第二名，学生和家长都参加了颁奖仪式。有位同学因为全优的成绩获得基瓦尼斯奖，还在会上受到特别褒奖。颁奖仪式结束后，记得父亲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
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们通常以为我的童年恐怖无比，可这并不是事实。实际上，在这个让外人感到怪异的家庭里，我汲取了奋发向上的力量和信心。在刚开始步入美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像一些局外人；但逐步地，我们融入了美国社会，成为美国人。
记得父亲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凌晨3点。他是那样的专注，甚至常常无法察觉我们走进了房间。我至今还记得他兴奋地向我们推荐墨西哥玉米面豆卷、邋遢乔辣汁肉末三明治①、奶品皇后等各种风味美食，以及可以敞开肚皮吃个够的自助餐，更别提那些带我们去坐雪橇、滑雪、捉螃蟹和野营的开心时光了。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个美国男孩嘲笑我将饭店的单词“restaurant”发成了“rest-OW-rant”，他一边做着鄙视的手势并模仿我的口音，一边狂笑不止。就在那一刻，我发誓要彻底摆脱我的中国口音。参加女童子军、玩呼啦圈、进行诗词竞赛、到公共图书馆看书、在“美国革命的女儿征文比赛”获奖，以及为父母加入美国籍而自豪的情形，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至今都感觉历历在目。
1971年，父亲接到去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打点行装来到美国西部城市伯克利。在那里，父亲留长发，穿着带有“和平”印记的夹克衫。后来，他对收集葡萄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建造了一个能容纳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论而成为国际知名学者时，我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我的高中二年级先后在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读。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甚至把足迹留在了遥远的北极。
然而，我父亲仍然是个中国式的家长。
到了该选择并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坚持让我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时我已经被这所大学录取），并且要住在家里。这就是说，我要面对一种全然没有校园生活的学习-这样的选择令我极其痛苦。我开始违抗父命，一如当年他对家庭的反叛。我伪造他的签字，悄悄地申请了我听人们谈及的一所位于东海岸的学校。当我公开自己的秘密行动，告诉父亲我已被哈佛大学录取时，他的反应真令我大跌眼镜--从大发雷霆逐渐转变成为女儿骄傲，他折腾了整整一宿。
尽管在女儿离家时会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但父亲后来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时刻--我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他的二女儿美夏怀揣毕业证书走出耶鲁大学和耶鲁法学院；而他最开心的，是他的三女儿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学，并在那儿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美国改变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我4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你将来嫁人一定要嫁给华裔。嫁给非华裔男人？哼，只要我还在喘气儿，就绝对没门儿！”但是最后，我却嫁给了杰德，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如今，我的丈夫和父亲居然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对残疾人并无特别的同情心。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亚洲人也将身患残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因此，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带着唐氏综合征①的先天残疾来到这个世界时，母亲经常为可怜的小女儿伤心落泪，一些亲戚也劝我们赶快把她送到菲律宾的慈善机构去。可母亲并没有这样做，她拜访了对残疾人进行特殊教育的老师，联络了不少拥有残疾孩子的父母。很快，她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美音一起玩拼图，并教她画画。当美音该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教她读书，和她一起练习乘法口诀。如今，美音已在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上先后夺得过两枚金牌。
担心数千年灿烂的华夏文明在我这里不能得以延续，对没有嫁给中国人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惋惜。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对美国给我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机会心怀深深的感激。我的女儿生活在美国已不再有异国他乡之感（我有时候还会有），而对我来说，那丝淡淡的乡愁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更像是一种殊荣。
5一代不如一代？
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是我坚持让孩子们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因为弹钢琴、拉小提琴不会让人在溺爱中走向堕落、懒惰和粗鲁。
我最大的恐惧是家族的没落。中国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如果有人对两代人的成就进行一项纵向的调查研究，我确信，他们会在那些最近50年来以大学毕业生或技术工人的身份幸运地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发现一种共同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大致如下：
移民的一代（就像我的父母）总是拼命工作，许多人刚来美国时几乎是一贫如洗。他们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地干活，直到功成名就，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医生、学者或商人。身为父母，他们是超级严厉的长辈和省吃俭用的节俭狂-“不许倒掉剩菜剩饭！”“你为什么用这么多的洗洁剂？”“你不需要进美容院，我的理发技术比他们更棒。”他们很少喝酒，会把节约的钱用于房地产投资。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挣的每一分钱，通通都是为了投资给孩子们的教育，期待他们拥有与自己不一样的未来。
第二代移民（就像我）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一代，他们中的典型人物颇有建树。他们通常弹钢琴、拉小提琴，进常春藤盟校；成为专门的人才-律师、医生、银行家、电视主持人。他们的收入大大超越父母，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挣得多，一方面是缘于父母在他们身上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不像父母那样节俭，他们喜欢喝鸡尾酒。女性通常会嫁给白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再也不会像父辈那样严厉。
第三代移民（就像索菲娅和路易莎）是那些让我们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烦扰不断的人。由于他们的父母和祖父、祖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第三代人出生在生活条件极为舒适的中上层家庭。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拥有许多精装本的书籍（在第一代移民-我们的父母眼里，那简直奢侈得近乎于犯罪）；有一些富裕的、成绩为“B+”的朋友。不管进不进私立学校，他们都渴望穿昂贵的名牌服装。最后，也最成问题的是，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因而很不情愿顺从自己父母的意志、听从父母对他们的职业劝告。简而言之，所有的现象都表明，第三代人正在走下坡路。
虽然孩子们的路要靠他们自己来走，但索菲娅一出生，我还是希望她聪明伶俐、自尊自重；我告诫自己，绝不能让“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在我的家里应验，绝不能养育一个没有真才实学又狂妄自大的孩子，绝不能让我的家族走向穷途末路。
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索菲娅和露露学习古典音乐的原因。我知道，我无法让她们因为生在贫苦的移民家庭而发奋努力。我不能改变生活的现状--我们居住在一所老式的大房子里；有两辆体面的汽车；出门度假时，住在高档的宾馆里。但我确信无疑的是，与我和我的父母相比，索菲娅和露露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可塑性。而古典音乐不会让人堕落、不会令人懒惰、不会教人粗鲁，也不会宠坏孩子。相反，它会鞭策我的孩子达成我未能企及的目标，而它与我们祖先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我的“反堕落运动”还有其他的组成部分。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也要求索菲娅和露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学校里成为成绩全优的学生。“每次考试答题后都要记得检查3遍，”我告诫她们，“学习时，要查证每一个你不认识的字，要准确地记住它们的定义。”为了确信她们不会像罗马人一样在帝国的陨落中过着饱食终日、骄奢淫逸的生活，我也坚持要求她们干一些体力活。
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14岁的时候，我用锄头和铁锹挖了一个游泳池。”这事儿可是一点儿不假。我在靠近太浩湖①那座我父亲买下的小木屋旁建造的这个游泳池，只有3英尺深、10英尺见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也喜欢向女儿们念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都用吸尘器打扫房间，我负责一半的面积，妹妹完成另一半。我还要清洗卫生间，在院子里除草、伐木。我还曾经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带假山的花园，为此不得不搬运50多磅的大石头。这也是我之所以如此强壮、强硬的原因。”
我希望女儿有尽可能多的时间提高琴艺，所以没有要求她们去伐木头或挖池子。但我也尽量让她们携带重物，比如，抱着装得满满当当的盛衣筐楼上、楼下地跑，星期天要负责扔垃圾，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提箱子。有趣的是，怜香惜玉的杰德对此却有着本能的反感，他看不惯让女孩子们拿重物、干重活，总是担心伤到她们稚嫩的背。
在向孩子们传授经验时，我不断地回忆起父母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要虚心，要谦卑，要朴素。”母亲总是告诫我们，“最后就是最前。”我认为她真正想说的是--“确保你名列前茅，这样你才拥有谦虚的本钱。”而父亲的基本原则则是--“绝对不要怨天尤人或寻找借口。如果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对你不太公平，你就要用加倍的努力获得加倍的成就来证明你自己！”我也试图将这些做人和做事的信条灌输给索菲娅和露露。
像我的父母一样，我还试图从索菲娅和露露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然而这却是我最不成功的一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害怕父母的反对，可索菲娅不怕，露露就更加满不在乎了。；在我们生活的社会，美国人要传达给孩子的东西与中国的文化背道而驰。在中国的文化中，孩子质疑父母的想法、不服从爹妈的管教，或与长辈顶嘴，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在美国的文化中，图书、电视节目和电影，都在频频地为孩子敏捷的反驳、独立的个性特征拍手叫好。尤其是一些美国的父母，似乎需要由孩子们来给他们上一堂鲜活的人生课。
6良性循环
为什么索菲娅3岁开始练钢琴，7岁获奖？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中国父母却会在一开始，就不给孩子选择“不努力”的机会。
索菲娅的前三个钢琴教师，都不太适合她。
第一位老师是个俄罗斯老太太，她叫埃莉娜，是我们的邻居。她穿着样式老旧的裙子，过膝的长筒袜；在授课时，从头至尾都面无表情，好像她把整个世界的悲哀都一肩扛了。她来我家做家庭教师，仿佛就是为了自己练习一个小时钢琴，而索菲娅和我只是傻傻地坐在长沙发上听她弹奏，并感受莫名的苦闷和折磨。第一次课结束时，我觉得自己很崩溃，而索菲娅则一直在玩她的纸娃娃。我不敢告诉埃莉娜她无法胜任钢琴教师的工作，担心她会伤心流泪。我只是告诉她，我们盼望着她下一次的钢琴课，到时候我会跟她联络。
我们尝试的第二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奇怪的小个子。此人一头短发，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曾经在军队里服役，名为“MJ”。MJ总是穿着西装、打着领结，从外表你很难判断其性别，而我却喜欢这种朴实的风格。头一次见面，MJ就告诉我们，索菲娅天生就是块学音乐的料。然而不幸的是，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到MJ的家里去上课，而MJ却从人间蒸发了。我们只看到那所房子里摆着截然不同的家具，住着完全陌生的人。
第三位教师理查德是个说话轻声细语、臀部丰满、好玩爵士乐的男人。他说他有个两岁的女儿。首次谋面，他就大侃特侃活在当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及时行乐，给索菲娅和我好好地上了一课。不像其他比较传统的老师会按部就班地授课，他说他不屑于使用别人撰写的教材；他强调即兴的发挥和自我的表现。理查德认为音乐里没有什么法则需要遵循，只要跟着感觉走，就无人有权对你作出评判；而那些商业化的运作和你死我活的所谓竞赛，已经毁灭了钢琴的世界。
可怜的家伙-我猜他根本就没有做钢琴教师的能力。
作为中国移民家的大女儿，我没有时间来临时拼凑或编造自己的法则。我要维护家庭的名誉，要为一天天衰老的父母赢得骄傲和自尊。我喜欢明确的目标，看到通向成功的确定无疑的路！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十分欣赏铃木钢琴教学法。它有7本书，每个人都必须从第一册开始入门；每本书都有10至15首曲子，练习者要循序渐进地逐一练习。而孩子们刻苦地投入练习，为的是每星期都能学习新的曲子。如果一首曲子就要练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他们就会感到厌烦而放弃练习。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一些孩子通过学习铃木的教材，琴艺就是提高得比别人更快-孩子们如果勤学苦练，就会4岁的比6岁的厉害，6岁的比16岁的更牛。
制造“音乐神童”，铃木教学系统名声在外。
发生在索菲娅身上的故事，验证了铃木钢琴教学法的传奇。那时候，索菲娅才5岁，师从铃木钢琴教学法知名教师米歇尔。米歇尔在纽黑文一个被称为社区音乐学校的地方，拥有一间庞大的钢琴工作室。在那里，她以极大的耐心和敏锐的慧眼，发现了索菲娅。她不仅赞赏索菲娅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而且让索菲娅爱上了钢琴。
铃木钢琴教学法简直就像是为索菲娅量身定做的。她学得很快，并能够自觉地在课后留下来，专心致志地延长练习的时间，这说明索菲娅已经从中国文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优势中获益。而学校里大多数西方学生的父母，都对孩子们来这里练琴抱着宽松和放纵的态度。我记得有个叫奥布里的女孩，长期以来，她每天竟然只练习一分钟，而那时她已经7岁了。有的孩子练琴是有偿的-大杯的圣代冰激凌，或者大盒的乐高牌拼装玩具。许多学生还以种种借口逃避练习，即便是在授课的日子里也常常缺席。
铃木钢琴教学法最显着的特征，是希望家长也能旁听每一次的音乐课，这样才有利于督促孩子们平时在家里的练习。这就是说，索菲娅上钢琴课，从头至尾我都得“陪读”。于是，我也受到了音乐的熏陶。小时候，我也要上钢琴课，但是我的父母没有钱聘请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只能接受一位邻居的指导。授课期间，他还要时不时地主持特百惠家用塑料制品公司的聚会。跟着索菲娅的老师，我得以恶补了许多音乐的理论和相关的历史知识。
因为我的陪伴，索菲娅每天至少练琴90分钟，周末也不间断。在那些上课的日子里，我们练习的时间就会翻倍。我帮助索菲娅记住了她学过的所有东西，甚至包括那些老师不曾传授的内容。而我，没有给过索菲娅一分钱的奖励。我想，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沿着铃木钢琴教学法的阶梯拾级而上的根本原因。
其他学生的父母将练习目标定为一年完成一本书，而我们从第一册-星星变奏曲（TwinkleVariations）入门；3个月后，索菲娅就开始弹奏第二册-舒曼钢琴曲（Schumann）；6个月后，她进阶第三册--由克莱门特创作的小奏鸣曲（Sonatina）。而我依然感觉进度缓慢。
现在，我该把自己心知肚明的事实挑明了。我知道，有我这样的母亲，其实索菲娅常常并不开心。在我督促索菲娅练琴的日子里，她记得我有3句口头禅：
1.天哪，你怎么弹得越来越糟糕！
2.快点儿，我数三下，你就得找准音调！
3.如果下次你再弹错一个音符，我就要把你所有毛茸茸的小动物扔到火里化为灰烬！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杀气腾腾”的督战方式似乎有点儿过激，但它们的确十分奏效。索菲娅和我，真是一对天生默契的母女组合。我意志坚定认准的事情会“一根筋走到头”，而索菲娅则显得成熟、耐心，富有同理心-这些我本应具有却一直缺失的优秀品质。她相信妈妈知道，对她来说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即便我有时大发雷霆或出口伤人，她也会原谅我。
7岁那年，索菲娅在当地的钢琴比赛中，以一曲由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创作的《蝴蝶》（Butterfly），赢得了她的第一块奖牌。《蝴蝶》是格里格66首抒情乐曲中的一首，其中每个细小的片段，都意在唤起听众独特别致的心绪和海阔天空的想象，表现出蝴蝶轻盈的翩翩之态和欢快舒畅的情趣。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刻苦的演练，才有可能达到如此美丽的意境。
中国父母深知这样的道理：成为行家里手的过程，其实毫无乐趣可言。要掌握任何高超的技艺，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孩子们从本性来讲，绝不会爱好努力。因此，一开始就不给他们选择“不努力”的机会，便显得至关重要。
孩子的反抗对父母的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万事总是开头难，在千难万难的“开头”，许多西方父母都会选择放弃。然而，如果应用得当，中国父母的教子策略会带来良性循环。要想走向卓越，就得坚持不懈地练习、练习、再练习；而美国父母则不欣赏机械的重复。其实，不管是弹奏钢琴还是演算数学，一旦孩子展现了杰出的天赋，就会得到赞扬、钦佩和满足。这将为他们的人生奠定自信的基石，并令艰苦卓绝、了无情趣的活动变得充满乐趣。这样的良性循环，使父母更容易引导孩子们登上更加努力的新台阶。
在获奖者的音乐会上，当我看着索菲娅灵巧的手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在琴键上上下翻飞、跃动，我克制住内心的自豪、欢欣和憧憬。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明天的来临--明天，我要和索菲娅一起，加倍地努力，朝着音乐的广阔天地大踏步迈进……
11小白驴
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式的强制。
那时，露露大约7岁，依然在学练钢琴和小提琴这两种乐器。她正在练习一支被称为“小白驴”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是由法国作曲家雅克·艾伯特创作的，曲调相当可爱-你可以想象一匹小白驴迈着轻松欢快的步子，与自己的主人一起沿着乡间小路乐颠颠地向前跑去。可是对于年幼的弹奏者来说，它也有着不可思议的难度，因为它要求两只手精神分裂般地保持不同的节奏。
露露无法做到。
我们不间断地练习了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刻苦地分别训练她的左手和右手，可是当我们试图把两只手的动作合到一起时，一只手常常会被另一只手同化。一时间，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
在露露要去上钢琴课的前一天，她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了：“我不练了！”她决意放弃，站起来便摔门而去。
“回到钢琴前来，露露！”我命令道。
“你不能逼我。”
“我当然能。”
让她重新回到钢琴前，露露把我折腾得够戗。她好一通拳打脚踢，并抓住乐谱把它撕成碎片。我将乐谱拼凑起来装进塑料套封里，这样，她就再也无法对乐谱“施暴”了。然后，我把露露的娃娃拖出去放到车上，告诉她：“如果你在明天之内不把'小白驴'练得滚瓜烂熟，我就要把你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捐献给教堂。”
“我看你该去教堂了，干吗还待在那儿呀？”露露故意气我。
我威胁她不准吃午饭和晚饭，甭想要圣诞节和犹太光明节礼物，更别说生日礼物-两年、三年、四年，压根儿就别再惦记什么礼物！
……
后来，露露好不容易坐到了钢琴前，两只手仍然出错。我说她是故意让自己抓狂，因为她暗自担心自己做不好。我要她告别懒惰，克服懦弱，别再自我放纵，让悲哀见鬼去！
这时候，杰德把我拉到一旁。他要我别再侮辱露露（其实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刺激刺激她，让她好好练琴），他说他不认为威胁露露对她会有什么帮助。他还说，或许露露真的无法掌握这个技术，可能她不具备这种双手配合的协调能力。最后，他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哪怕是考虑一下这样的可能性？”
“你其实就是不相信露露。”我谴责他。
“这太可笑了，”杰德轻蔑地说，“我当然相信她。”
“索菲娅在露露这个年龄，就能弹这首曲子。”
“可露露和索菲娅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杰德指出。
“噢，不，不是在这件事上。”我转了转眼珠盯着他。“每个人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人，”我以嘲讽的口吻模仿说，“即便是失败者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失败者。好吧，不用担忧，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用你插手。我宁愿一竿子插到底，我乐意做那个被孩子憎恨的恶人。你为她们摊薄饼、带她们去玩美国佬的游戏，你可以成为那个被她们崇拜的大善人！”
我卷起袖子回到露露身边，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种“武器”和“诡计”。我们没有吃晚饭，一直练到晚上。我没有让露露从琴凳上站起来，没有喝水，甚至没有去卫生间，我们的琴房俨然成为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喊得嗓子嘶哑，口干舌燥，露露的琴技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只是在倒退-终于，我快要挺不住了，信念的堡垒不再坚不可摧……
然而，就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刻，奇迹发生了-露露的双手开始“紧急集合”，左手和右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出色地完成着各自不同的任务。
哈哈，事情原本就应该这样！
露露在同一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在一旁屏住呼吸，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又试了一次。然后，她越弹越自信、越弹越快，并保持着她刚刚找到的节奏。一会儿，她开心地笑了：“妈妈，你看，这一点儿也不难！”她坐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地、兴致勃勃地弹奏着那首可爱无比的“小白驴”。
那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她钻到我的被窝里。我们俩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着、打闹着。最后的胜利让白天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星期之后，露露在社区音乐学校的独奏会上演奏了这首“小白驴”。一些家长跑过来对我说：“这首曲子简直是为露露写的-听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其实露露就是那匹小白驴呀！”
这一回，就连杰德也心悦诚服，对我大加赞扬。
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此外，明明知道自己能行却以为自己不行，对构筑自信心毫无帮助。
所有新近出版的书籍，都将亚洲母亲描述成诡计多端、冷酷无情、超速运转的人，她们对孩子真正的兴趣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又暗自确信，与放任孩子变坏却心安理得的西方人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作出更多的牺牲。我认为如果这样看待中西方的父母，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误解。所有文明的、体面的父母，都愿意做对孩子最有益的事情，而中国父母只是对怎样做最有益的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西方父母竭力去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真正的激情，支持他们自我的选择，给他们提供积极的肯定和成长的环境。而中国父母确信，保护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他们为未来作好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用实用的技术、工作的好习惯和内在的、没人能够带走的自信来武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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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虎”运当头
我在哈佛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上。正是在那儿，我撞见了我未来的丈夫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
与那些接近30岁的亚裔美国女性一样，我也曾经想过，要就母女关系这个主题，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为梗概，创作一部贯穿几代人的史诗般的小说。早在索菲娅出生之前，我在纽约为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时，这个想法就已经萌发了。
感谢上帝，我是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因为时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决定，皆为“歪打正着”。我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应用数学，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会讨好父母；而我后来放弃了它，却是因为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一个数学难题折磨了整整一个寒假，他说我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脑子，于是，把我从数字的游戏中拯救出来。可是我又机械地转向经济学，以为它大概比较像一门科学。我以“双职工家庭的通勤模式”为题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其间的枯燥乏味使得我干脆记不住我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我上哈佛法学院，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进医学院。我在法学院成绩优异，是因为我近乎发疯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发表在竞争激烈的《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LawReview）上。正是在那儿，我遇见了我未来的丈夫
杰德-我当时的责任编辑。总是担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终生侍奉的天职，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关心罪犯的权利，无论教授何时就此向我发问，我的脑子都像结了冰一样僵硬。我不是一个天生好质疑、爱提问的人，我只想记下教授讲述的一切内容，然后死记硬背。
毕业后我之所以到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是因为这样做无须费劲、顺理成章。由于不喜欢替人打官司，我选择了公司法律业务。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长与人打交道，了解客户的需求，并把它们变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觉自己一直都披着那身滑稽的套装在装腔作势。我通宵达旦地和投资银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为上亿万美元生意的细枝末节而心力交瘁、血脉贲张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只想调动我的五官做个对眼、鼓鼓腮帮子，再扮个鬼脸。
然而，杰德却十分热爱法律，这种差异真是让我相形见绌。
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公司并购的热潮风起云涌，杰德醉心于为法律事务所写辩护状、进行法律诉讼，并大获成功。后来，他在美国检察长办公室工作，起诉几个黑手党成员，同样是乐此不疲。他以极大的兴趣就“隐私权”的主题撰写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长达100页，而他竟一气呵成，并刊登在我们做学生时就曾合作过一把的《哈佛法律评论》（这本刊物几乎清一色地只发表教授撰写的文章）。
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邀请杰德去任教，尽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亲那样在大学里工作，可是这个令人羡慕的殊荣还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娅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的职务，这是杰德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该院教职员工中唯一一位资历最浅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样盯着教授之职的才华横溢的同僚们簇拥着。
我总以为自己是那种点子多多、想象力丰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们刚刚搬到纽黑文的时候，我正怀着索菲娅。杰德告诉几位在法学院任职的朋友，说我也“很想在法学院做个教授”。但是，当他们谈起我感兴趣的法律问题时，我却像个中风病人一样无法思考、难以开口，这令我感到万分沮丧。我强迫自己加入对话，却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言不由衷。
正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之时，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的滑稽模样好像在告诉我，我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才华。此外，还有马克辛·红·金斯顿①、艾米·谭②和张戎③，已然以她们创作的《女战士》（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喜福会》（TheJoyLuckClub）和《鸿》（Wild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开始，我备受打击、怨气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虑我攻读法律学的专长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与种族的领域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而种族问题，是我无论何时何地都百说不厌的话题。那时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发展，而这恰好是我的专长。
幸运之星似乎就在头顶上闪亮。
索菲娅出生之后，我撰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私有化、国有化和种族特色，并发表在《哥伦比亚法律评论》（ColumbiaLawReview）上。有这篇力作垫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关学校发出了法律教职的申请，并斗胆应耶鲁法学院聘任委员会的邀请前往面试。
在耶鲁大学看起来有几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厅里，我与聘任委员会的教授共进午餐、边吃边聊。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两位教授借故提前离席，留下法学院院长在后面的两个小时里，与我就纽黑文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海阔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没有得到耶鲁全职的教师工作，这就是说，我把午餐面试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学校拒绝了。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动变得有点儿尴尬。
不过，这也让我好好地轻松了一阵。索菲娅两岁的时候，杜克大学法学院给我发来聘书，我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并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
8露露的乐器
露露对音乐有着近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
达勒姆--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的同事们慷慨大方、和蔼可亲、聪明睿智，我在那儿结交了不少密友。生活中唯一的不爽就是，我的丈夫杰德依然在500英里之外的耶鲁大学任教。不过，我们轮流往返于达勒姆和纽黑文之间，还是挺过了那段两地分居的日子。
1999年，在索菲娅已经7岁、路易莎也满4岁时，纽约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时间是6个月。我不想离开达勒姆，但是纽约距离纽黑文可是近了不少。因此，我打点行装去了曼哈顿。
那6个月的压力可真大呀！
在法律教学的世界里，“访问”意味着加入教学的行列，真刀真枪地干。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你既要给那里的每个人留下聪明能干的好印象，又要面对几乎被他们榨干的现实。[例如：“本尼迪克特，我想直截了当地问问你，你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是不是比你所预想的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你撰写的《法律与拉康①》（LawandLacan）一文的注释81中，你陈述的观点非常危险，我不能确信我是否被你说服了。你是否介意我把它拿到我任教的课堂上去讨论？”]
在考虑让索菲娅进哪所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曼哈顿果然“名不虚传”。杰德和我被引进了三年级小学生的世界，我们发现那些小家伙们在信托基金一套又一套培训方案的鼓动下，要为美国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前的标准考试SAT①作准备，这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却硬要去追赶成年人的大步流星一样滑稽。我们最终决定将索菲娅送到纽约第三公立学校去读书，而且学校很近，就在我们租住公寓的街对面。而露露则要在经过一系列测验后，去上学前班。
我非常希望露露能进一所教堂开办的学前班。教堂很美，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彩。露露单独进了测验室。短短5分钟，招生办公室主管就领着露露走了出来。小测试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只是想跟我确认一下，露露是不是不会数数。
“哦，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
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
“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呐。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
“我不想上这所学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通行的国际公约都严禁贿赂；而且，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了。
“露露，”我悄悄地说，“如果你好好数数，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还要带你去逛书店。”
然后，我把露露拽了回来。“她现在准备好了。”我爽快地说。
这一次，招生办主管允许我陪着露露走进测验室。落座后，她把4块石头放到桌上，然后让露露数一数。
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儿，然后说：“11、6、10、4。”
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冰凉，真想拽着露露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招生办主管却异常平静地加上另外4块石头，“现在是几块呀，露露，你能数出来吗？”
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儿多看了一会儿，“6、4、1、3、0、12、2、8。”
我忍无可忍：“露露，停下来，别胡闹了！”
“不，不……请等一下。”招生办主管举起双手，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她转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数数，对吗？”
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妈妈已经失望至极），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管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正好也是我们这所学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大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暗自庆幸，因为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国毫无疑问地得到肯定。
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在家长会上，索菲娅的老师告诉我们，她从来没有教过像索菲娅这么优秀的学生，但同时也对索菲娅的社交感到担心，因为她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总是独来独往，还经常抱着一本书兀自在校园里漫步、闲逛。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儿的。”
那个待在纽约的学期真是漫长而难熬。我甚至试图接受纽约大学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往前迈进。我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发表了一篇法律评述的文章。由于该文在决策圈反响热烈，耶鲁法学院终于向我敞开了久违的大门，聘请我担任终身教授。7年后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经历午餐面试，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欣喜中夹杂着一丝自嘲的苦涩。我们家的游牧生活终于结束了--杰德不用再在两个城市间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索菲娅和露露也在纽黑文上了小学。
那时候，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某种两副重担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
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在音乐演奏会上，她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表现得无可挑剔，但是，对在技术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会以突出的风格和个性来弥补。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到露露应该开始学习新的乐器。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索菲娅的钢琴当时已弹得相当不错，在当地频频获奖、小有名气，并经常应邀前往学校、教堂和社区组织进行演奏。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台下，感受人们赞美姐姐的扑面热浪。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
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
“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Sy）建议说。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来颇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威风凛凛的宙斯。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了多年心理学临床治疗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
“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
弗洛伦斯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住在纽约城里。最近，她刚刚出版了在业内颇具争议的现代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传记。格林伯格及时地发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弗洛伦斯和赛已经离婚20多年了，无论赛发表什么意见，她总是会大唱反调。“何不学点儿更让人兴奋的乐器，比如加麦兰①？或敲击的锣鼓？”
弗洛伦斯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人，喜欢冒险、四海为家。许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亚之旅。在那儿，她被爪哇人的加麦兰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乐手组成的小型乐团，盘腿坐在地板上，摆弄像平锣（kempul，一组由不同音调组成的挂锣）、铜片琴（saron，一种很大的金属木琴）或者铜鼓（bonang，用鼓槌敲击、听起来像编钟的双排铜鼓）这样的敲击乐器。
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样，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②对加麦兰敲击乐也有着同样的好感，并认为加麦兰体现了一种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加麦兰音乐“能够表达每一种晦涩的含义，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阴郁的色调”。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爪哇人描述为“奇妙的人种”，称他们“掌握音乐的技巧就像学会呼吸一样自然、轻松。律动的海浪、穿过树叶的轻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来自大自然的呢喃，组成了爪哇人学习音乐的天堂；他们用心去倾听，没有参考过任何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德布西正在经历一个迷恋异国风情的人生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法国同伴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亚土着一直是他们画布上的主角。而在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不肯谢世的遗风：身患黄热病的男人只与亚洲女人约会，有时甚至一连与十几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而不管她是亚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丑陋。可能正因为这个骇人的记录，我是杰德约会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或许，我之所以无法欣赏1992年我们游览印度尼西亚时听到的加麦兰音乐，是因为我对困难与成就的内在关系近乎盲目的崇拜。
不知道我曾经对露露高声嚷嚷过多少次：“人世间所有意义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满了艰辛！你知道，为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过了多少崎岖不平的路？”而加麦兰音乐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如此简洁、古朴，无雕琢、多重复。相反，德布西创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却反映了复杂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构思，以及在意识上对和谐的刻意追求。当然，也反映了加麦兰音乐对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里。这就像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清新的乡间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
我曾经吹过竖笛，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露露去敲锣打鼓！我的直觉与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坚信，要摆脱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露露只能去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乐器。
这样的乐器，非小提琴莫属！
没有征求露露的意见，抛开身边所有人的建议、忠告，从那天起，我作出了这个铁板上钉钉的决定。
9小提琴
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然而，督促她练琴却常常令我们母女俩像丛林中的老虎和野猪般“血战一场”。
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孩子作比较，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
小时候我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在这种比较中我总是把别人比下去的一方。只有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公开比较的弊端。在我父亲看来，我们家的“龙夫人”--我的祖母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对我异乎寻常的宠爱，大大超过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会上，她会指着某个兄弟姐妹，说：“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们美儿，鼻梁又高又挺，美儿才像我们蔡家的后代。你呀，一定是继承了你妈那一族血脉，长得像只猴子。”
不可否认，我祖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中国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药店，店主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我女儿，”他说，“她可聪明了，唯一的麻烦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儿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儿那么机灵。”
还有一次，在网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我的朋友凯瑟琳与一位来看女儿比赛的中国母亲闲聊起来。这位中国母亲告诉凯瑟琳，她女儿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她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我这个闺女柔弱无能，”她说，并摇了摇头，“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学，比她可强多了。”
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爱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还是想强调两点。
首先，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我们都能找到父母对孩子的偏爱。在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里，亚伯拉罕之子以撒（Isaac）偏爱儿子以扫（Esau），而利百加（Rebekah）则更喜欢雅各布（Jacob）。①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中也有三个兄弟，他们从来就不曾被父母平等对待过。相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偏心眼。在《中国五兄弟》（TheFiveChineseBrothers）②中，我们看不出中国妈妈更偏爱一口气喝干海水的儿子，还是更青睐脖子坚硬似铁的儿子。
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比较都是有害的。杰德一直在批评我对索菲娅和露露的比较。不错，我是对露露说过--“我让索菲娅做什么事，她立刻就答应了，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进步神速的原因。”西方人会误读我的本意--其实我并没有偏爱索菲娅，恰恰相反，我表达的是对露露的信心。我相信，她能做索菲娅能做的任何事情，而露露自身的强势也足以保证她能应对我指出的事实。我也知道，露露总是在心里和姐姐进行比较的。这也是我有时对露露特别严厉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沉溺于自己内心的疑虑中。
正因为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课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见自己的新老师之前，我对她说：“露露，你已经6岁了。索菲娅在7岁半的时候，就赢得了音乐学校表演奖，我认为你的获奖时间甚至会更早。”
露露的反应十分恶劣：“我讨厌比赛，也不想去学什么小提琴！”她干脆拒绝去上小提琴课。我威胁说要打她的小屁股，而且不许吃晚饭（在那个时候，这一招还算管用）。好一通威逼哄骗，终于把露露带到了社区音乐学校。在那里，露露的铃木小提琴老师卡尔·舒加特接待了我们。
50岁的舒加特先生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和学生般的脸庞。他是那种特别善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和家长在一起，则显出几分冷淡和尴尬，而且很少直视我们的眼睛。他是个与孩子相处的天才，孩子们令他释放出轻松、诙谐、灵感和快乐。他就像社区音乐学校的“花衣吹笛人”①，后面紧紧地跟着30来个学练小提琴的孩子，露露也在其中。
舒加特先生教学的秘密武器，是他将拉小提琴的每一个技巧，都转变成孩子们能够理解的生动故事或大胆想象。他没有直接讲授连音、断音、渐快等音乐术语，而是谈到轻轻地抚摸喵喵叫的猫咪、如军队般列队行进的蚂蚁，以及骑独轮车的老鼠骨碌碌滚下山坡……
他教露露理解德沃夏克①著名的幽默曲第7号的方式，也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这首幽默曲有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不管你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即便你从来就没有聆听过这首曲子，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也会随之低声吟唱。这首乐曲还有着过于多愁善感的第二主题曲，意在将悲喜交加的、夸张的感伤杂陈其间。那么现在，该怎样将如此复杂的含义告诉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呢？
舒加特先生告诉露露，第二主题曲是悲哀的，但还不像有什么人就要离开我们那么令人哀恸。而接下来他让露露想象：如果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并坚持一周，妈妈就答应给她买一个双球的冰激凌卷。露露真的这样做了，但是到了周末，妈妈却说话不算话。这还不算，她竟然给什么都没干的姐姐买了冰激凌卷。老师的这番话果真引起了露露的共鸣，她拉的幽默曲充满酸楚，好像这首曲子就是为她而写的。直到今天，当我听到这首幽默曲（你可以在网上的Youtube观看伊扎克·帕尔曼②和马友友的演奏）时，耳边就仿佛响起由舒加特先生填词的曲子：
“我想……要我的冰激凌，喔，把我的冰激凌给我，你答应给我的冰激凌到底在……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我拿主意为露露选择了小提琴，但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在她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人们就不断地为她拨动琴弦、拉动琴弓的自然、流畅和灵活而震惊，为她似乎真的理解和感知了自己演奏的音乐而感叹。
在舒加特先生为学生组织的独奏会上，露露经常闪亮登场，一展“小荷尖尖角”。其他孩子的父母会羡慕地问我，“你们是不是音乐世家呀？”“打算培养露露成为技艺精湛的小提琴家吗？”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让露露回家后完成练习任务，我们母女俩会像丛林中的野兽般“血战一场”-那是老虎Vs.野猪之战，她越是反抗，我越是强硬。
每个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社区音乐学校，紧张得就像你在20种乐器的伴奏声中全力以赴。露露不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课，还要在课后和老师一起直奔另一个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钢琴合班讲授的铃木教学课。（露露在每个星期五的钢琴课我们也从不缺席。）
回家以后，尽管上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给露露增加课后练习-绝不会让她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个星期的课！
到了晚上，疲劳的露露已进入梦乡，我还会在灯下阅读有关小提琴的专业文章，听艾萨克·斯特恩①、伊扎克·帕尔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的CD，努力地去体会他们精湛的技艺，捕捉那些在琴弦中跃动的音符和那些抑扬顿挫的小精灵。
我承认，这样的日程表的确过于紧张，但我总感觉在与时间赛跑。要知道，中国的孩子每天要练琴10个小时。萨拉·张在纽约交响乐团为祖宾·梅塔试音时年仅8岁。每一年，一些7岁的孩子都会在拉脱维亚或克罗地亚脱颖而出，以演奏高难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而将国际竞赛的奖杯揽入怀中。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样的领奖台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此外，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我在家里并不占优势。因为，我有一位美国丈夫，他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拥抱欢乐。杰德经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下棋或打迷你高尔夫球；最过分的是，驾车带着两个丫头大老远地跑到水上公园去玩危险的水上滑道。而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读书给孩子们听。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坐在一起读书，那是每个人都感到开心的惬意时光。
拉小提琴真的很难，在我看来，它比弹钢琴难多了。
首先，你得保持负重的状态，而钢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与人们的理解和想象完全不同，小提琴并不是依靠左臂来握持的。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卡尔·弗莱什在他撰写的《小提琴演奏的艺术》（TheArtofViolinPlaying）一书中指出，小提琴是“放在锁骨上”，并“始终由左下颚来固定的”。这样，才能保证左手自由、灵活地移动。
假如你认为用锁骨和左下颚来夹住什么东西一定会很不舒服，那你就说对了。将一块木制的腮托和金属的夹具嵌入脖肩之间，大多数小提琴艺术家和小提琴演奏者，都会在下巴处形成一片粗糙、经常疼痛的红色斑块，他们甚至将这块“小提琴压痕”看做荣誉的徽章呢！
其次是“音调”，即你用什么调子来演奏。这是我认为拉小提琴比弹钢琴要难得多的另一个原因。弹钢琴时，你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键，就知道你选择的是哪一个音符。而拉小提琴时，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准确无误地以准确的接触部位放到那个准确的“点”上，否则，仅仅一个毫米的误差，你拉的曲子就会“跑调”。虽然小提琴只有4根琴弦，但它可以由半音增量而产生53个不同的音符；点按不同的琴弦、利用不同的运弓技巧，可以演绎五彩斑斓、变幻无穷的音调。所以人们常说，小提琴能捕捉人类的每一种情感，它是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一种乐器。
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有一点是相通的（许多运动项目也是这样），那就是：只有彻底地放松自己，你才能表现完美。在网球场上，如果你不能保持手臂的放松，就无法大力扣杀；在棒球比赛中，如果你手臂僵硬，就无法掷出又快又狠的“好球”；拉小提琴时，如果你握弓太紧，或把太大的压力放在琴弦上，就只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无法拉出优美的琴声。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布娃娃，”舒加特先生会这样启发露露，“软软的，松松的，什么事都不必在意。你的手臂是如此的放松，你只感觉到它自己的重量……把一切都交给地心引力……不错，露露，嗯，很好！”
“放松！”我也在家里大声地提醒露露，“注意舒加特先生所说的'布娃娃'！”我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强调舒加特先生的教学要点，但在露露这儿，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我的话常常令她紧张、急躁。
有一次，练习已进行到一半，她突然暴怒地大喊：“别说了，妈妈，你别说了！”
“露露，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啊！”我强调说。
“你在心里不停地说，”露露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假装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露露说得没错，我一直在琢磨露露拉琴时右肘抬得太高，用力不对，她需要养成更好的表达音乐的习惯。
“别再胡思乱想！”露露命令道，“我不练了，除非你不再瞎琢磨！”
露露常常试图激怒我，挑起我们之间的争吵是她争取停止练习的“阴谋诡计”。可这一次，我没有上当。“那好，”我冷静地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有时候，把控制权交给露露，会化解她的小脾气。
露露想了想说：“捏住你的鼻子5秒钟。”
不错，是个美妙的暂停。我照做了，练习继续进行。那是我们俩都很快活的一天。
露露和我有着既难以调和又无法割舍的关系。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文档，用以逐字地、随时地记录我们之间值得关注的交流情况。在露露7岁时，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被记录在案：
美儿：露露，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友好相处。
露露：是呀-一种怪异的方式、恐怖的方式。
美儿：！！（呈愕然状。）
露露：开个玩笑嘛！（给了妈妈一个拥抱。）
美儿：我要把你说的写下来。
露露：别，别写！听起来太过分了！
美儿：我要把这个拥抱也加在旁边。
我对孩子比较极端的教养方式有一个可爱的副产品，那就是索菲娅和露露的关系非常亲近：因为她们得团结起来，手挽手地对抗专横而狂热的妈妈。
“她真是神经错乱！”我听到她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着乐。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样脆弱。我常常对女孩们说：“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为你们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
有一年春天，社区音乐学校的校长邀请索菲娅和露露两姐妹在一次特别的庆典中登台表演，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女高音歌手杰西·诺曼因在
威尔第作曲的著名歌剧《阿依达》（Aida）中的精彩表演赢得格莱美奖而举办的。凑巧的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歌剧《阿依达》，而杰德和我，正是踏着《阿依达》的“凯旋进行曲”走进了婚姻的神圣殿堂。于是，我邀请了我的父母从加利福尼亚赶来观看孙女的演出。
穿上合体的长裙，两个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钢琴一块儿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调奏鸣曲。在我看来，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们的年龄-音乐在小提琴和钢琴来来回回的变换中显得不是那么默契，听着很像两种乐器间的窃窃私语。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美中不足，两个女孩的表演大获成功。
后来，杰西·诺曼对我说：“你的女儿真是一对天才-你太幸运了！”
幸运的我深知，这是经历了无数场战斗才赢得的结果。
硝烟散去，我体验到了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光。
10泡泡和牙印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索菲娅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比较超脱，而西方父母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小时候，有一次（或许不止一次），我对母亲非常不尊重，父亲愤怒地用我们家乡的闽南话斥责我，说我是“垃圾”。这句话说得很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但这并没有打击我的自尊或任何其他的自我认知，我不会真的认为我就像一堆垃圾那样一文不值。
作为成年人，当索菲娅的行为对我构成极大的不恭时，我也曾经用英语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你，像堆垃圾！而且是在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晚餐上。记得当时的我立刻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斥，一位叫马西的客人为此深感不安，她甚至流下了眼泪，早早地离席而去。我的朋友，女主人苏珊极力挽留我继续和客人们待在一起。
“喔，亲爱的--这只是个误会，美儿只是在进行比喻，对吧，美儿？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索菲娅是垃圾。”
“不错，是这样，我说了，但是这句话是有文化背景的。”我想作点解释，“这是中国移民的事情。”
“可你并不是一个中国移民。”有人指出我其实是出生在美国这个事实。
“说到点子上了，”我承认，“所以我这么说对索菲娅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当时是在极力息事宁人，而我清楚，这句话其实让索菲娅颇为震动。
在教育孩子方面，中国父母可以做出西方父母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法律上采取行动。中国妈妈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女儿说，“嗨，小胖子--减减体重吧！”相反，西方父母只能小心翼翼地围绕这个同样的话题，可能从“健康”入手“旁敲侧击”，绝不会提到半个“胖”字。而他们的孩子最后依然会陷入饮食混乱的反复调理和负面的自我形象中难以自拔。（我也曾经听一位父亲用“美丽而难以置信的能力”来盛赞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可这个女儿后来告诉我，在她看来，这些话空洞干瘪得如同垃圾。）
中国父母会要求孩子照着自己说的话去做，而西方父母只会要求孩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中国父母可以说“大懒虫，所有的同学都比你棒”，而西方父母会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极力去挖掘孩子的点滴成就，努力说服自己不要为孩子眼前的失利而失望。
中国父母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直言不讳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对此，我思考了很久、很多。我认为中国父母与西方父母在心态上有三个显着的不同。
第一，我注意到西方父母非常在意他们孩子的自尊。假如孩子做某事失败了，他们非常担忧孩子的自我感受，会不断地安慰孩子，启发他们肯定自己的长处，即使他们在考试或表演中表现平平。这就是说，西方父母特别在意孩子的心理感受；中国父母则不同，他们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脆弱。
对待孩子自尊心的不同态度，导致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为上出现了差异。
例如，一个孩子带着在考试中得到的“A-”回到家里，西方父母很可能为此赞美孩子，而中国妈妈的脸上会现出恐怖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孩子在考试中得了“B”，一些西方父母仍然会表扬孩子，另一些西方父母则会和孩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不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或不安全，也绝对不使用“愚蠢”、“无用”或“丢脸”这样的词汇。
可在我看来，西方父母的做法也可能失当。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好，是在某个科目上能力有问题，还是课程的安排或整个学校有什么问题，这些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假如孩子的成绩总是得不到提高，父母还可以约见校长，质疑某个科目的教学方法或教师的资质问题。
孩子要是在考试中得到“B”（恐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华裔家庭的概率较小），中国父母立刻就会大发雷霆。为此震惊不已的中国妈妈会让孩子练习十多道甚至上百道测验题，直到孩子在考试中重新得到“A”。
中国父母要求孩子的考试成绩门门优秀，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做到。如果孩子没有取得最优异的成绩，那么，一定是孩子不够用功。这也是中国父母为什么总是对孩子们不合格的表现会进行严厉指责、惩罚，让孩子感到羞耻的原因。
中国父母还认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坚强，来承担蒙受的耻辱并拿出实际行动重新改进。事实上，当中国孩子在行动上争取优秀时，有许多西方父母却正在家里滥用令孩子自我膨胀的表扬。
第二，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一切。其原因似乎不那么一目了然，但这或许是源于孔夫子的孝道和中国父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为孩子的确付出了太多。中国妈妈亲自参与教学，投入大量的时间，充当家庭教师、教练，监督和教导孩子的一言一行--这就是他们与孩子相处的真实画面。而中国孩子听从父母的管教，努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令父母骄傲的后代，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理解和报答。
相反，我不认为西方人对孩子与父母这种永久性的知恩图报会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杰德对此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曾经对我说：“孩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强加给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的亏欠，他们的责任是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个说法让我对西方父母与孩子的可怕关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最好，因此，他们会管理孩子所有的欲望和爱好。这也是中国孩子不能参加在外过夜的野营和中国的女孩在高中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同样，也没有中国孩子敢对父母说：“我在学校的演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是第6号营地的成员；每天下午3点至7点，我得在放学后留下来参加排练；每个周末我都需要用车。”
哦，天哪，中国孩子怎么能够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中国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孩子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这只是一种迥然不同的养育模式。我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不少其他国家的父母--通常来自韩国、印度，或巴基斯坦，他们与中国父母有着非常相似的心态。因此，这些想法也许带着移民的特征，或者是某些移民和某种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杰德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而他的父母都不是移民。赛和弗洛伦斯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靠近斯克兰顿市的严格的东正教犹太家庭，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们俩都幼年丧母，度过了压抑的、不愉快的童年。他们结婚后，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最终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杰德和哥哥、姐姐都在那里长大。作为他们的父母，赛和弗洛伦斯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被剥夺的空间和自由交给孩子，他们相信个人的选择和独立的价值，提倡发展创造性才能、敢于质疑权威。
我的父母和杰德的父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杰德的父母把儿子看做有头脑的人类的一员，将去不去上小提琴课的选择权交给了他（结果儿子就轻轻松松地放弃了，而现在却为此感到后悔）。我的父母没给我任何的选择，也从未就任何事情来询问我的看法。每年的整个夏季，杰德的父母都让他和兄弟姐妹们到一个被称为水晶湖的田园诗般的地方，去尽情地寻欢作乐；杰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带索菲娅和露露去水晶湖度假。而我，总是带着电脑前往那里，因此我似乎讨厌夏天。（比我小7岁、与我性情相投的妹妹美文也是一样。这位计算机编程的高手，一边阅读语法书，一边用图表来进行句法分析，并以此来消磨时间。）
杰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艺术品位，并爱好艺术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艺术的。杰德的父母为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为我们工作前的一切付费，他们渴望在老年的时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热爱。杰德的父母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
杰德的父母通常会离开孩子出门去度假，他们和朋友到过一些危险的地方。在危地马拉，他们差点儿被人绑架；在津巴布韦，他们参加狩猎远征；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他们听到了天籁般的加麦兰音乐。
我的父母从不会丢下4个孩子去度假，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出门旅行时，不得不在相当便宜的汽车旅馆过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长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费，我的父母也不会去危地马拉、津巴布韦或婆罗浮屠；而会带我们去欧洲，那儿是有政府管理的、适合旅游的地方。
尽管我和杰德没有对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明确、透彻的讨论，但我们基本上认为，要在我们家采用中国式的培养模式。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像许多母亲一样，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工作，因此，我的养育方式应该被优先考虑。虽然杰德和我在耶鲁法学院有着同样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里，我还是那个盯着女孩们做家庭作业、学说普通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的人。
其次，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而杰德善于对女孩们说“No”，但不擅长为她们提供一个积极的方案。他从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就像不会强迫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来为孩子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我，正好弥补了他的缺憾。
在用中国模式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最重要的经验是万事开头难，那时我们也经历了争吵不断的困扰。其他的父母不断地追问我们培养孩子的秘诀，因为索菲娅和露露的举手投足，就像是孩子们成长的模特。她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可爱风趣、助人为乐，而且口才出众；她们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的学生，索菲娅在数学方面领先于她所在班级的同学两个学年；她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有的人都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
简而言之，她们其实就像是中国的孩子。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
1999年，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
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国际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儿都会吸引当地人的目光。他们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划着，称她们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猫饲养中心，我们看到了大块头的新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虫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听说很难养活。当索菲娅和露露在给熊猫宝宝拍照时，那些中国的旅行者也在给她们姐俩拍照哩！
回到纽黑文的几个月后，我与人聊天，不经意间在言语中提到索菲娅是中国人。此时她打断我说：“妈妈，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不是的，妈妈，你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在中国，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也没有人把我看做中国人。”
这个说法让我颇为不爽，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么说，他们都错了，你就是中国人！”
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
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
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4位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来了。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猪肉馅儿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用盐、黑胡椒、小茴香、酒等腌制而成）。
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
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灿烂炫目，既让人激情澎湃，又给人轻盈愉悦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的音乐家。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runs）和颤音（trills）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
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清晰、准确的音调）；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与节拍器的协调配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大声、柔和、渐强、渐弱）；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
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装饰的宏伟大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
“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
“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
“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
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
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C①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
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
真相不幸大白。
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