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怎么回事？当孩子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今天的这篇文章，来自于爱尔兰的短篇小说家Cormac James，当他五岁的儿子对他说“爸爸，我不想死”的时候，他是如何回答的？他的思考，也许值得你我借鉴。 作为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我该怎么向我的儿子如实地解释死亡呢？ 当我五岁的儿子跟我说:“爸爸，我不想洗澡”或者“爸爸，我不想去上学”的时候，我有许多方法应对。事实上，过去这几年感觉，他就像是一所学习沟通和销售技巧的学校，教会我如何对付一位刁蛮的客户。但当最近他告诉我说:“爸爸，我不想死”的时候，我却发现我无计可施。
我希望我能有所回应。我想给他一个很好的答案，能够完全抚慰他的焦虑。因为，正如大多数父母一样，我对儿子不仅有生理上还有心理上的责任。而我的困扰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无神论者，我对探索真理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有两件事情似乎不仅仅是相互排斥那么简单，而是像猫和老鼠般不共戴天：爱护还是残忍？宽慰还是事实？
太长不看版 孩子对死亡的认识是分阶段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开始可以引导孩子认为死亡不是一定的，不是普遍的，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自己会和所有生物一样生老病死。
而仔细想，这不正是我成年以来，一直鞭挞的高谈阔论吗？不管有没有效果，最终我都没有在我儿子身上测试。弗洛伊德说过，“潜意识里，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永生的”，我知道自己也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听到我朋友给出的建议，我确信，我儿子会和我一样焦虑。用成人对“死亡”的理解，去跟孩子解释，跟“强调他应该多吃蔬菜”一样没意义。
孩子的规律 从科学上，儿童认知发展的“路线图”也证实了我的揣测。这个由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19世纪6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学派认为，对于非常小的孩子，死亡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甚至，那些他们几乎视为自己一部分的亲人的死亡，也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头脑中，把亲人的死亡看作一种临时的缺席，就好像只是度假去一样。死亡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国度，只能“乘包机航班”到达。 当孩子逐渐认识到活着和死了是两个遥远的状态，并不能来回交换之后，事情变得更加麻烦。你蹩脚的解释一出口，就会露出马脚了，例如，可能一直以来，你的说辞就是死了就像睡着了。压力测试马上来了，孩子就会问“那么死了可以做梦吗？”，“那你醒来之后呢？” 这就是我和我儿子的现状，从开始不谈论，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由易到难的过程，然后缓慢地接受对死亡的解释。而我自己的恐惧，听上去也是蛮幼稚的，哪怕只是谈及此类话题，我也会联想到孩子早夭，所以总是想刻意回避。 虽然科学不能给我任何神奇的答案，但，值得庆幸的是，科学解释给我缓冲的时间，科学使我明白孩子对于死亡的认识是有规律的、有顺序的，很大程度上是机械的，不能操之过急。接下来的让步是让死亡“个性化”——这一阶段我不仅要承认死亡，还要细化在我讲的故事里（大坏蛋，坏女巫），我倾向于描述每一个“真实”死亡的特殊性而非必然性：通过环境的不幸影响（祖母老了，冬天到了，她感冒了），这种影响或许可以避免。因为加以润色，所以听起来死亡是外部的“坏”引起的，而不是从内部本身导致的。
所有这些都在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死亡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普遍的，是错误或者惩罚的结果。这种理解为下一个阶段铺平了道路：到了八或九岁左右，这一阶段，孩子觉得死亡可能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如果规避危险的话，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只剩最后一个阶段：青春期。孩子们终于知道，死亡的风险是真实的——他们迟早也会和所有生物一样生老病死，知道了不要把命运当作赌博。 总的来说，当谈到死亡时，孩子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其中一种是解脱。从认知上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预测的，不可逆转的，最糟糕的是——普遍的。 我很高兴这些对我儿子来说还是天方夜谭，在他5岁的脑袋里，魔法占据了一切。他的心态就像是打“堑壕战”一般，不可能受到我为他假想的恐惧的攻击。正如一个朋友所说: “孩子只问他们已经接受的东西。对于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不听。”这使我不禁思考，如果说一定得做点什么，那就是陪他们长大，让一切自然发生。 也许，不需要解释 让令人不悦的真相，随着认知的发展慢慢揭晓，似乎是明智的——这我回想起“哭声免疫法”，在我儿子出生不久，我可以关上他房间的门，走过大厅，然后关上我房间的门。而现在，对这个等待安慰的小男孩，我能说什么呢？ 对待那些丧失亲人的孩子，人们往往遵循某些指南：不管宗教信仰如何，这些指南都避免在死亡的生物学范畴上编织错误，避免使用婉语（“在天堂”，“安息”）。他们总是考虑孩子目前对死亡的理解，并有针对性的加以解释。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儿童和死亡》（1991年）中，悲伤顾问嘉娜·埃克塞尔建议如下解释： 一个人死了，意味着他们的身体停止工作。心脏停止跳动，他们不再需要吃饭或睡觉，他们不再感到任何疼痛。他们不需要自己的身体了。这意味着我们将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再次看到他们。 她形容这一解释简单、诚实和真实，但包含一个小小的警告：这样的解释应该重复很多次，或许好几年，因为孩子不能或者拒绝理解某些隐含的概念，例如死亡的不可逆性。你经常在家长指南上读到这种“解释”：希望孩子接受和吸收的东西其实意味着他们不能理解。但是，这些指南上的解释，对我来说还不够。我期望解释是动态的，符合他每个人生阶段的发展，而不是仅仅站在未来，等他追上来。 我开始相信，其实根本不需要“解释”。我甚至怀疑，试图“纠正”孩子对死亡的错误或无条理的观念，可能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解释的功能与其说是表明客观现实，不如说加剧了孩子的恐惧，让他不得不与他已经相信的概念进行抗争。认知心理学支持了这一想法：在1948年出版的开创性研究中，匈牙利心理学家玛丽亚·纳吉发现，3 - 5岁的孩子相信，哪怕生命在“减少”，生命甚至死亡在某些方面是永恒和可逆的，死亡的状态不过好像睡着一样。他们难以接受死亡暗示着“中断”（许多后来的研究都加以证实），这支持了纳吉的观点，即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具体关心的实际上不是死亡，而是（永久）分离。
某些精神分析学家的确相信，孩子对死亡的恐惧，并不是成人意义上的，实际上是害怕感觉不为人爱、抛弃、或独处，也就是说，死亡的威胁可能会触发心理上否认和压制的防御机制。
这让我思考，也许我的儿子不需要一步到位马上理解死亡。也许可以像面对一个盒子一样，不时地打开，每次只拿出一点点东西来：开始对它保有一些幸福的幻想，慢慢看到它真实的一面，残酷也好，悲伤也罢……我希望他以漫长并且完整的人生来慢慢向死亡低头。 应该解决的是恐惧 我的角色不一定是让我的儿子面对一种简单的、生物的死亡，也不一定要尽我所能地将他保护起来，免于谈论死亡，甚至让他相信有种东西能够凌驾死亡之上。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恐惧，而不是死亡是什么。我的角色或许是，当他用谎言说服自己的时候，握住他的手，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现在就已定型的认识。我要记住，还有时间。这时的“错误”不需要被扼杀，而是允许它以更好的方式存在。我不需要找到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
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声称，如果孩子感到了恐惧，而不告诉他这种感觉，或者让他控制这种感觉，都是错误的。恐惧是合理的，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贝特尔海姆说，孩子需要某种东西“带来无意识的恐惧，然后释放出来”——用恐惧的复杂性和强度，将可感知的危险降低——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1976）中描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清晰简单的解决方案：故事。对他来说，最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经过几个世纪的口述传统得以提炼：童话故事。这看起来似乎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关于孩子的“致命的焦虑”，贝特尔海姆认为，“通常情况下，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些情感，或者他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对黑暗、某些动物的害怕或对身体的焦虑……”因此，只是客观和无可争议的推出事实违背了本质，无论是否准备好就让孩子直接对抗焦虑，会产生有害的后果。童话故事的优势恰恰在于，他们采用的符号法与其亲身经历产生共鸣。
正如我所知道的，在孩子的发展的某一点，他会感觉到死亡预示着遗弃或分离。在另一个年龄（或时刻，或故事里），对于孩子而言，死亡似乎是终极的、可怕的惩罚——这并非威胁而是安慰，比如秩序的恢复，邪恶（比如神秘的女巫）从英雄的世界里消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一些故事似乎把死亡等同于失败，但令人放心的是并非作为终结：
不仅在小红帽里，而是整个童话文学都是如此，英雄的死亡——不同于老人人生圆满后的死亡——象征着他的失败。失败者的死亡——比如那些试图在时机成熟之前找到睡美人，在荆棘中死亡的那些人——代表这个人不够成熟，愚蠢的（过早）接受了不能完成的任务。 “死亡”如此丰富的“功能”，引起了我对孩子的内心生活的赞叹，他的头脑既饱含情感又富有想象力。同样吸引我的是贝特尔海姆对父母的观点。他说，因为通常父母比孩子更不喜欢某些焦虑的信号，所以有意无意否认或忽视了这些信号。父母也需要掌握应对常见恐惧的方法，阅读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事实上，贝特尔海姆鼓励家长们在任何故事的框架内即兴创作，故事的新版本既能揭示出读者自己的恐惧，也能表达对孩子焦虑的理解——这会使讲故事变成一种相互接纳。
